疫情导致了社会混乱但疫情从未导致社会失序。人们之所以感受到混乱和失序，并非因为社会真的出现了该种失序景象，人们认为社会失序只是自己脑海的幻觉。社会失序的原因只产生于大革命时代或者严重疫情导致的人种灭绝，或者战时状态。有一种失序可能是货币导致的经济失序，或者由于政治运动导致的某种失序。现在人们谈疫情导致的社会失序是夸张的意淫，是在传播罪恶和谣言。下文将对中国式疫情作出进一步的社会学伦理分析。

一、是否疫情真的导致了吃饭问题

人们会推理说，严格管控导致了自己没有工作，没有饭吃。如果存在这个数据和事实，政策建议一定是放开。当前我国客观上不存在没饭吃的事实。疫情会导致企业经营不善而裁员和倒闭，但吃饭问题是很久以前的问题。如果没有疫情，我们经济结构中很多人也会自然失业，也会有享受社会的低保生活人群，主要的是我们的社会的储蓄证明我国的城市居民没有吃饭的问题。人们对吃饭问题的的担忧更多是害怕疫情永不结束，这样总有一天会产生工作和吃饭问题。问题明智的人应该清楚，如果有那么一天，肯定不会出现对于疫情的严格管控。我们所面临的经济事实是，疫情主要是对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持续发展和持续收入构成了严重威胁，第一和第二产业不会因为疫情管制产生竞争力偏差。对于第三产业在疫情下的牺牲，责任不在于社会管理，在于这个产业的性质。任何一个社会都会因为这种问题那种问题，存在产业淘汰或短期谷底，第三产业不幸被病毒相中。

二、疫情导致没钱赚——这是一个欲望问题还是一个正当性请求

有没有钱——这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有多少才算真有或假有。一般企业家是没有钱的，员工基本比企业家有钱。因为企业家的钱都在库存、设备和应收账款。员工疫情不上班，企业也必须发薪水。有没有钱——从企业和员工的关系上，可以辩证地去看，这是一个对于钱的态度问题。任何社会任何时代都有好赚钱的机会也有不好赚钱的行业。病毒社会产生了好赚钱的行业，如果他们没有违法，也不需要眼红。不同行业的人在不同的时代都有好赚钱的日子和不好赚钱的日子，必须平衡这种认知。赚钱是一种特别的能力和天赋，如果一个人很会赚钱他在任何时候都能赚到钱。但是大多数人并不特别具有赚钱的能力，他们的收入和他们的天赋以及他们的付出成正比关系。这个意思是说，赚钱这种东西和疫情这种社会事实没有正相关。知识、能力、信仰、机会和选择是和赚钱有关联的。这里不好意思说的内涵就是：你赚不到钱怪疫情，难道没有疫情的时候，你就赚的比别人多吗？钱的价值在于相对性。但是我认为最核心的问题是，发出疫情下赚不到钱，本质上已经偏离了生活的原始目标，因为钱是一个欲望平衡的问题。在疫情下想着赚钱，这是没有看清楚活着的目的。

三、疫情下自由、钱和人的关系

把这个主题拎出来很有意义，为什么我们要选择一个钱比人更重要的社会观念。在恒常无疫情的时候，我们一向都承认人比钱好。何以疫情来临，突然钱就比人好，很显然这里是观念的变形。此外，从自由角度看人们认为疫情管制侵犯了自由，这是对自由的误解，对自由的定义就是自由是不自由的。事实上小区管控和自由扯不上任何联系，小区管控是政府的一个行政权利，不是一个法律规定。行政权力的实施都是短期的，如果政府在针对疫情下不具有行政权力，那就不存在政府。如果政府管控不当，也不是对个体自由的侵犯，而是政府自身应该承担失职的责任。疫情管控是一个公共事件，它可能会侵犯集体的自由。至于在权力执行过程中出现对个体的自由侵犯，这属于孤立性事件。自由包括人身自由、思想自由、选择自由等等，这些自由受到了疫情管制带来的边界骚扰或边界诘难，但不可能因此伤害到个体自由的本质。只有坐过牢的人会真实地理解自由的精准含义，在酒店7天不能出门不代表不具有行动的长期权力。一个人生病了在医院，他也不可能随便闲逛。自由这种东西，必须予以合理的理解。我不是说封控小区或酒店是合理的或合适的防疫手段，我的意思仅仅在于，自由是受约束的，特别是个体的自由必须服务于集体自由的约束和道德自由的约束。

四、全面放开和严格管控的政策差异

这两个政策都是对的。因为政策本身服务于社会管理和治理的目标，和政府能力大小也有关系。不能因为全世界其它国家放开，就认为我们的政策不当或为错。全世界其他国家放开导致了一个真理性假象。既然大家都这样了，我们也应该这样。比如荷兰有公开的红灯区，全球很多地方也有，我们应不应该也必须有。全世界其他国家全面放开，可能代表政府的某种导向或开明的意识，主要是基于对抗病毒最终也是徒劳的，因为病毒是一种很顽强的生物体。的确，这次的病毒已经将永久地留存人间，它主要会永久栖居于人的脑细胞，它也会代代相传下去。但是病毒本身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间，的确也不可怕，人体或人类的细胞逐步在谋求和病毒的相处之道。我们政策现在的出发点，应该是在寻找这个相处的时间平衡点，这个平衡点是肯定存在的。至于我国因此蒙受的损失属于额外损失还是必要性损失，不应该做这个算计，这个是国力、生命认识方式以及政策对于风险的偏好决定的。我国政策的风险偏好主要是经济现在严重依赖于遍布城市的劳动密集型工厂。

五、政策的正义性质和对正义性质的权衡取舍

大多数人考虑问题可能基于自身的视角。问题在于，公共政策的出发点的源泉都是基于弱势群体，也就是社会弱势全体决定了一项政策的正义性质。大多数人可能不服气，但这就是《正义论》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可能因为各种原因沦为社会弱势群体，正因为此，对弱势群体的关怀成为政策制订的依据。我们作为非弱势群体，有时候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反对无效。我们不可能逾越自己是否具有反对权利这个自由。如果我们要对疫情是否应该继续管控给出答案，就必须就弱势群体的现状和动向进行发问。

此外，由于弱势群体基于某些现实的理由，可能作出非理性决策。因此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客观地衡量取舍。比如我们需要全面放开的时候，弱势群体基于非理性继续反对，此处必须准确识别何为理性和非理性。

六、失序的造成

失序是先天的，和病毒无关，正是失序的人造就失序的病毒社会。至于何以我国早已失序，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对钱的偏好和网络的偏好，以及对于美国的偏好，已经改造了国人的认知，这是社会的悲剧。现在人们谈平庸之恶，常常曲解成防疫人员和政策制造平庸之恶，这根本错误的。正是我前面说的原因，导致中国人大多数依托网络共同构造了平庸之恶的舞台。我们因为不了解自己和生命的目标，最后我们在精神上既非善，也非恶——本质上就是平庸之恶。

疫情是一个多年后的神话故事，只有多年以后我们才能评判今天所为的得失。就我们处于今天的状态而言，人类没有标准答案。但有时候我们会坚持一种立场：对的东西通常是孤立的范畴。如果我们决定了，就勇敢地执行或勇敢地服从。至于其它的东西，相对于执行或服从本身，真的不具有高贵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