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压根不会审判在病毒事件处理上存在失误或故意失误的人。因为历史只是历史，它既不是真理，也不是我们的远亲。我们如何知道历史就会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大书特书我们的想法，历史又拿什么证据去证明自身的介入合理还是非合理。每当人民有愤怒的时候，就说总有历史会给你算账，然而历史总是站在远景需要数据和证据。如果我们在现实中搞不清楚问题的本真和事实，历史不知道应该站在哪一个方向。

我们常常把自己以为的正确理解为历史的正确，这是错误的幼稚的历史观。历史可以关照现实，然而人类正是要面对现实找出所有的解决方案。历史无法把悬疑的每一件事写入历史，更不可能根据道听途说或自以为正确去书写历史。对于新冠病毒的处理不可能是一个科学问题，如果是一个科学问题，我们的科学基础本身就非常差劲。一开始人民把自己交给专家也是自己的误会，如果自己误会了专家，反过来要审判专家，似乎应该审判的反倒是自己。如果新冠专家由于谋取私利存在对病毒防控的故意误导，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也不需要历史的审判，因为现在就可以。如果这些专家在谋私利的同时恰好又执行了正确的防控政策，历史是否也应该给予审判还是就不审判?用新冠病毒防控政策是否前后失当作为历史是否应该审判的考据是完全没有道理的。我们所要考察的到底是水平还是良知，是道德还是法律？

首先，历史是不会作为审判人和调停人的，历史无法消解发生的往事。如果我国人民要审判，现在就要开始进入真理辩论的空间。我们要找出是否存在渎职和犯罪，而历史的审判一般是基于一个宏伟事件的结论。比如对新冠病毒见死不为的政府，历史不会关心到是否过度防控这个时间本身、或少许人因为过度防控的自由。很多人说我的自由如此珍贵，但是在历史中，个人的自由无法定义，历史观察的只能是集体的自由或全体的自由。历史在对公共事件判断的时候，只会作出范畴比较大的限定，比如应该严格防控还是一般性防控。历史可能会防控的程度作出微辞，但是历史不会认为个别人应该对历史负有责任，除非是证据已经证明在公共事件中明确犯罪逮捕的人。

其次，历史也不一定站在人民一边，因为人民常常自己虚拟自己为公义和道义的人民。问题写历史的人或历史自身有更高的水平，如果确认人类走向光明，则历史基本会站在一个宏伟的高度去观察人和社会。如果这一个社会本身就浮华和腐化，历史只会指明这个时代罪有应得，历史不会在犯罪的人中再次寻找罪人。如果我国人民全部具有优秀的素质和良好的道德水准，历史在判断真伪的时候会更具有透亮的眼光。反之，历史基本上会对一些事情莫衷一是。历史最后道出的还是基于历史长河的感喟，历史会借用其它时代来比较这个时代。

再，历史也不是一个凭借主观可引用的尺牍。因为我们无法知道未来的历史怎样言说，就不能断言历史将站在“我”的理解一边。”我”的理解常常包含着个人的观念或私利。如果能把“我”的理解上升到历史比肩的维度，方能作出客观的评定。问题在于，把”我”的理解 上升到历史的高度，就必须自己先退出现实。如果一个人退出新冠病毒这段时间遭遇的收入递减或不自由，他可能立即改变对新冠病毒防控的看法。因此历史的维度就是——纯粹客观的维度。客观上，公共政策是拯救了多少人或牺牲了多少人，历史一般不会统计个人损失。

《历史将会审判愚民的人》——这是绝然不存在的，就文章中存在争议的几个人还不至于走上历史。无论他们是否有罪或无罪，历史甚至不会记录他们的名和姓。历史不会知道上帝知道的一切，如果历史知道上帝知道的东西，我们社会的多数人都要接受这样那样的审判。此时我们应该理解到孟子说的”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的深刻含义。在一个全体人民都迷失的时代，人人认为自己是审判者，同时也可能是被审判者。

小结：我写这篇文章不为谁辩护，我们都是病毒的牺牲者。本文的目的在于说：拿历史来评判现实就忽视了现实中人的意义和真理的确信，我们只有也应该在此生中搞明白是非。如果总以为历史站在自己这一边，是历史的虚无论者。许多人都说过类似的话，最后反倒他们自己沦为历史的罪人。